再次，必须着手尽快强化金融市场的法治基础。市场运作无一处细节不是有着充分、详尽、统一的法律规制基础，其法制精神的统一贯彻令市场所有参与者、监管者都能实现真正的责权利统一，既没有责任缺位，也没有过度承担义务的责任越位。具体从纾困基金运作而言，需要在贯彻落实新证券法的基础上，对公司法以及基金管理相关法规进行完善，以有利于依法对纾困基金进行有效监管，以此实现对包括政府、国企、银行等基金发起人、合伙人与接受投资的上市企业等交易参与者合法权益的明晰与保护。

第三，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监管部门应立足于完善法治化制度供给，以市场化思维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包括权益市场再融资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公司债融资等，均应考虑应急便利措施。除了从宽松货币引导商业银行体系为实体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便利通道之外，在疫情进展期间要立足于引导资本市场避免非理性恐慌，市场化纾解避险情绪，从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角度出发，稳定市场的正常运转与投融资功能。建议监管层可以考虑适度进一步延长休市时间，将春节后开市时间延长至2月10日（正月十七），从而自然顺应疫情情绪拐点的出现，即由恐慌转为稳定，促进市场负面预期的自然缓解，避免市场出现过度的非理性波动而进一步加剧市场恐慌。

此外，考虑到疫情对工业企业生产的不利冲击，本次工业企业的补库存行为可能会延迟，或者变得更加微弱，这就意味着PPI增速的回升可能推迟，工业品价格通缩风险仍需关注。但以往经验显示，春节期间季节性生产停顿是这个时期的一贯特征，加之假期后北方地区气候仍然较为寒冷，生产经营活动在历史上就并非旺季，因此一季度GDP占全年的比重历来相对较低。我们认为，如果政府能够通过严格措施使得疫情拐点在一季度出现，则疫情进展对于全年经济的影响仍不必要过度悲观。

我们建议借鉴2018年为缓解股权质押风险而成立的纾困基金模式，采取市场化手段为有流动资金困难的企业纾困，这样应该会有效地树立正向预期，缓解市场忧虑，防止非理性抛售和市场危机。

从疫情影响持续时间看，依据现有的疫病传播速度和广度、治疗效率与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并参考2003年SARS病毒传播及消亡的经验，预计疫情完全得到控制并消亡要到5~7月，也即初夏。换言之，有较大概率是整个事件会持续到第二季度，而一季度经济运行将受到疫情进展的显著影响，全年角度预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在0.5个百分点左右，估计2020年经济增速将放缓至5.5%左右。考虑经济政策对冲效果之后，估计实际经济增长处于5.5%~6.0%的增速区间。

在运作纾困基金并完善配套体制机制过程中，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市场化运作，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金融市场环境。一个以法治与信用为基础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有效的资源配置，为实体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进而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在此背景下，2020年的就业与居民收入情况也会面临显著压力，预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估计高于2019年各月保持所在的5.0%~5.3%区间，对5.5%的控制线构成显著压力。但也应看到，上述经济影响并未使得经济增速和失业水平显著滑出合理区间，况且2019年四季度开始，由于各项政策措施得力，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阶段性反弹，属于短周期复苏态势，上游行业出现一定的被动库存回补也有利于对冲疫情带来需求弱化，因此总体上不必对2020年的经济增长过度悲观。

此外，应以贯彻落实新证券法为契机，全面强化资本市场法治化制度供给，加强信息披露，进一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价格发现与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以支持实体经济运转。在新疫情进展过程中，为保持经济与市场平稳运行，强化信息准确与及时披露对于缓解市场恐慌，树立正向预期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新版《证券法》对于强化信息披露作出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规定，关键在于贯彻落实。证监会日前已经要求 各上市（挂牌）公司从保护投资者知情权出发，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投资者决策所需信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认为，只有让信息充分流动，交易活动才能有序进行，市场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原本的价值与风险评估、配置功能，从而树立市场正向预期，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也才能使得市场真正成为现代经济体系良性运转的基石。

对于近期疫情爬坡期间，由于防疫需要而推迟的春节后复工对经济的影响不必过于担忧。至迟2月10日前后，全国经济部门生产经营秩序将得到基本恢复。目前，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与上海等东南各省市已经要求非必要企业不早于2月9日（正月十六）24时复工。那么，可以预见之后全国（除湖北之外）的生产经营秩序将基本恢复。考虑到从日历月角度今年春节较去年为早，上述复工推迟对于全年的经济冲击总体上仍较为有限。根据国家专家组钟南山院士及曾光教授的估计，正月十五左右现有防疫措施会看到效果，那么整体上看3月开始全国生产经营将进入相对较好的状态。

白驹过隙间，我们距离1900年那个庚子年已经两个甲子。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41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伟大征程，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的前进轨迹，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强起来。面对当前复杂的内外形势，面对仍在进展之中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我们仍需坚定信心，向改革开放要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当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已经签署，中国人民以自己庄严的承诺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中国深化改革的决心坚定不移。只要我们能够从各方面积极落实改革开放，积极面对疫情在在短时间内对经济的冲击，克服困难，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将继续行稳致远。

第二，宏观政策应当全力施为，首当其冲是货币政策应当显著发力，果断降准降息，为商业银行体系提供低成本资金供给，引导全社会实际利率下行，减轻商业企业还本付息压力，也为财政政策发力打开空间。正如前文所述，疫情进展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作用机制在于抑制经济需求，因此2020年我国经济客观面临总需求萎缩型经济加剧放缓的风险，即通缩风险。面对这样的形势，在需求进一步弱化对通胀形成进一步负面拖累，失业率存在显著上行风险的时刻，央行可以通过降准降息，为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低息贷款提供空间，以维系经济体系正常运转，降低企业还本付息滚动债务的成本，维持企业现金流不至于枯竭，避免企业大规模倒闭现象的出现，进而稳定居民收入与就业。

综合来看，2003年SARS疫情在短期（大约1~3个月）内，对实体经济和大类资产价格走势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未影响中长期趋势。疫情在短期内拖累了经济增长，抑制了消费和生产活动，对股票、商品和房地产价格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由于经济基本面受到冲击、宏观政策宽松预期与市场避险情绪增长，有希望推动债券市场走强。疫情带来的权益市场恐慌性下跌，提供了更好的入场配置时机。同时疫情对市场的外部冲击将产生良好的价值过滤功能，在当年的SARS及今年的新冠状病毒行情中抗跌的行业，有望在本年度剩余时间内表现上佳，这是SARS疫情对大类资产配置的启示，我们认为对于今年资本市场的行情演绎仍有重大参考价值。

监管当局应该针对一些利用纾困基金，在金融市场上肆行违法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加大防范和打击力度。市场上有些上市企业的大股东，此前利用股票质押的方式套取大量资金，变相抽空上市公司资产，放大其他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投资风险，有的甚至通过内部人控制或内幕交易等违规违法手段操纵价格和市场交易，之后因为市场风险，导致资金链断裂危机。在本轮纾困基金救助行动当中，不排除有此类市场主体希望利用救助资金为自己解套。甚至于在解套之后继续故技重施，利用所获得的救助资金在二级市场上继续进行违规炒作。对于此类市场参与者，监管部门应在上述全流程穿透监管基础上，对于相关行为严格防范并严厉打击。对于相关企业和经营当事人，应考虑由监管部门建立负面清单，明示投资风险。

对于基金管理人而言，投资标的的选择应该坚持优先发展前景良好或者成长前景稳定的朝阳行业企业。对被救助公司治理结构、经营指标、盈利能力、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等方面（ESG标准）的考察应符合市场化、专业化原则，尽力做到预期收益与投资风险的最优权衡。

其次，在基金的投资标的、投资项目的甄选上要坚持市场化原则，防止利益输送及一些 趁机解套 的不良企图。不能将纾困基金作为向某些已经丧失经营前景的僵尸企业，乃至利益相关的自然人，例如通过内幕信息加杠杆操纵公司股价、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上市企业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工具。在投资标的，也就是纾困对象的选择方面，应由有牌照和资质的基金管理人或投资顾问自主决策。政府及其引导的国资力量一方面可以通过其投资平台注入资金做为财务投资人（通常是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基金的运作和管理；另一方面可以为基金本身进行增信以吸引其他各方的资金支持，不进行过多干预，不缺位也不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