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带着对贫困群众脱贫的使命感，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撒下“播善减贫”的种子。30年春华秋实，基金会已成长为中国扶贫公益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组织之一，累计筹措善款58.52亿元，受益贫困群众达3342万人次。

　　6∶4

　　基金会大额捐赠和公众捐赠额度比例由过去的8∶2左右变成6∶4，公众捐赠资金逐年增加  

　　425万

　　顶梁柱保险项目为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再加一道保险，为425万人次提供保障

　　扶贫扶到根上

　　61岁的蔡景兰，曾是河北省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的贫困户，如今是村里精品民宿——“麻麻花的山坡”的一名管家。现在的她“不出家门口，三薪挣到手”：去年管家收入近4万元，此外还有一份房租和分红收入。“现在，全村老百姓都吃上了‘旅游饭’，村里的土鸡蛋卖20元一斤还供不应求，我们不仅脱了贫，还要致富呢！”灿烂的笑容写在蔡景兰的脸上。

　　南峪村背靠野三坡国家森林公园、百里峡景区等多棵“大树”，可2014年全村贫困发生率还高达67.7%。

　　2016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村里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工程，盘活闲置的农房、土地等资源，创办民宿，成立合作社搭建经营，带动贫困户就业和农副产品销售。南峪村的面貌随之脱胎换骨，扶贫基金会也找到了让扶贫项目更见效的可行方法，“南峪村模式”被快速复制。

　　“我们早期的扶贫项目过多考虑受益面，以分散投入的输血式帮扶为主，单个项目就像豆子倒入漏斗，总也填不满。”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刘文奎说，后来基金会调整思路，开始在特定区域一次性集中投入资源，整体推动村庄发展。

　　2004年开始，扶贫基金会在四川大凉山几个贫困村庄探索整村脱贫模式，每个村建设了多个项目。可3年项目实施完成后，群众的发展能力并没有被带动起来，专家一撤出，很多项目就无法继续。

　　“经过多年探索改进，甘达村扶贫项目的‘漏斗’终于堵上了。”刘文奎回忆，2010年玉树地震后，基金会帮助玉树县结古镇甘达村成立合作社，建起了一支运输车队，并十分注重给贫困群众“赋能”。运输队很快就挣回了买车的钱，灾后重建结束后，合作社又把一些大卡车换成大客车，跑起了长途客运。车队还带活了批发市场，带火了甘达的酸奶和糌粑。“直到现在车队和批发市场都还在健康运行，村民每年都有分红。”

　　从失败到成功，中国扶贫基金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找到合适的产业，建立稳定的组织形式带动贫困群众参与，贫困村庄才能慢慢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刘文奎说。

　　帮扶帮到点上

　　“感谢大家，为我们家解决了这么大的困难。”陈登全说着，一个劲地往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手里塞刚烤好的米饼。家住云南省镇雄县赤水源镇木瓜村的陈登全，患有股骨头坏死症，是扶贫基金会的顶梁柱保险项目，让他动了手术换了股骨。

　　“顶梁柱保险项目对贫困患者住院费用中的自付部分给予补充报销，在国家现行医疗保险政策的基础上，为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再加一道保险。”项目负责人介绍，截至去年底，项目共为425万人次提供了保障。

　　要干就沉到底，破解政策最后一公里难题。瞄准这个目标，扶贫基金会持续发力。

　　教育扶贫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意义重大。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高山峡谷里，散布着153所学校，儿童营养不良问题突出。扶贫基金会的“爱加餐”项目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落地泸水。一份份蛋奶营养加餐，让孩子吃饱吃好，52个爱心厨房，一举解决偏远小学食堂供餐困难。项目实施10年来，累计受益学生近百万人次。

　　留守儿童问题是贫困地区家庭之痛。如何让留守儿童有人护，有人帮？

　　扶贫基金会推出“童伴妈妈”项目，帮助贫困村聘请一位全职的儿童守护专员，打造童伴之家，开展各种服务活动，建立村级留守儿童监护网络。

　　江西省乐安县南边村近200名留守儿童有同一个“童伴妈妈”——袁小琴。去年中秋节，袁小琴给每个孩子录制了一段视频，发给在外打拼的父母，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目前，童伴妈妈项目受益留守儿童达19万余名。

　　“瞄准痛点和难点发力，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始终走在前面，他们的很多项目对政府主导的脱贫攻坚工作形成了强有力的补充。”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陆汉文这样评价。

　　创新创到势上

　　最近，缅甸仰光莱达亚区第三小学学生宁懵随伊背上了新书包，她逢人就夸赞：“爱心包裹里面的文具真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