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已落下帷幕，24项大奖分落各家。韩国导演奉俊昊的《寄生虫》以黑马姿态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

　　这会是载入史册的一届奥斯卡。《寄生虫》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亚洲电影，第一部获得最佳电影奖项的非英语电影，第一部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影片的电影。它的获奖，对于韩国电影的意义毋庸赘言对；对于奥斯卡来说，也可谓一次“自我变革”。

电影《寄生虫》海报

　　“保守”的奥斯卡

　　如果说好莱坞是世界电影的引领者，那么奥斯卡就是好莱坞的一次“年会”，奥斯卡之于电影业是回顾、是总结，也是趋势的体现。作为顶尖电影人的最大盛会，奥斯卡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光环。但这些年来，奥斯卡也饱受批评，首当其冲的是，奥斯卡的保守。

　　这种保守，体现在奥斯卡评委们对宏大叙事的偏爱、对重大历史题材的迷恋、对政治正确题材的推崇，以及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迎合。这样的审美取向，导致奥斯卡获奖名单日渐中庸乏味，同时它也深刻影响业界创作，每年颁奖季都催生出大量按照“奥斯卡模板”制作的电影。

　　回顾近10年来奥斯卡最佳电影名单，2010年的《拆弹部队》、2011年的《国王的演讲》、2012的《艺术家》、2013年的《逃离德黑兰》、2014年的《为奴十二载》、2015年的《鸟人》、2016年的《聚焦》、2017年的《月光男孩》、2018年的《水形物语》、2019年的《绿皮书》，这其中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并不多，也没有《乱世佳人》《泰坦尼克号》《阿甘正传》《辛德勒的名单》等这样有分量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这固然有好莱坞原创力衰退的因素，可它也与奥斯卡的保守不无关联。

　　比如2010年《阿凡达》败给了《拆弹部队》，2013年《悲惨世界》败给了《逃离德黑兰》，2014年《地心引力》败给了《为奴十二载》，2018年《三块广告牌》败给了《水形物语》，2019年《罗马》败给了《绿皮书》……这几届奥斯卡最佳都难说实至名归，但它们都符合“奥斯卡模板”：重大题材（美国与伊朗恩怨、美国白人与黑人的冲突与和解、冷战对抗）+政治正确（为有色族裔、社会底层鼓与呼）+美式价值观（常以爱、自由、平等为标识）。

　　必须强调的是，这绝不是说“政治正确”不重要，而是说，太多为奥斯卡量身定做的电影主题先行，政治正确大于电影本身，对于许多重大议题只是浮光掠影呈现，最后再以一个和稀泥的大团圆结局强行正能量。

　　另一方面，则如戴锦华所批评的，“今天，黑人、同性恋者的故事开始走上前台，用以屏显进步，那么这张屏又遮蔽了怎样的故事？——非法移民、拉丁裔移民、亚裔移民或者‘美国后院的第三世界’。”好莱坞的政治正确，谈论的只是能够谈论的政治正确，它以一些议题遮掩另一些议题，以一些人的痛苦遮掩另一些人的痛苦。

　　变革的紧迫性

　　奥斯卡并非没有意识到它存在的问题，从奥斯卡评委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窥见奥斯卡年轻化、多元化的努力。

　　奥斯卡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评委同样由学院提名。但别误会，这个学院不是学校里的学院，它是一个成立于1927年的非营利专业组织，最初成员只有36人，并于1929年举办了第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随着奥斯卡影响力的扩大，成员人数也不断扩容提升，目前评委人数已近万人。

　　在10年前，奥斯卡的评委主要有三个特征：白人、男人、年纪大。2012年的一项报告指出，奥斯卡94%的成员是白人，超过77%的成员是男性，平均年龄63岁，因此坊间又戏称奥斯卡奖是“老白人男性奖”。

　　这些年来，为了摘掉“太白”和“歧视女性”这两顶帽子，学院不断调整。比如2018年的新增成员女性比例达到49%，有色人种占到38%。2019年，学院邀请了来自59个国家的842名新成员，其中女性比例占50%，有色人种比例为29%。截至2019年，学院公布其成员中有32%是女性，16%是有色人种。

　　显然，这一次《寄生虫》获最佳，与奥斯卡评委的多元化有关。比如《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和主演宋康昊在2015年被邀请加入奥斯卡评委，宋康昊被问到这一新身份的影响时回答，“今年我要把票投给《寄生虫》”。

　　而奥斯卡的改革，仅仅只是为了回应批评吗？